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我的战友们历尽了多少艰辛!在那种极度严寒、缺少基本后勤保障的条件下,同武器装备的数量、质量都大大优于我们的敌人交战的艰难是只有参加过这场战争的人才能体会到的;我们的部队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啊!有多少人为了正义,为了友邻和祖国的安宁而抛下自己的亲人长眠于异国他乡。他们的这种无所畏惧、时刻听从祖国召唤、舍小家为大家的高尚品质是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学习和瞻仰的!
我记述了板门店停战谈判签字的情景,记述了此时此刻的激动心情,最后写道: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献身的同志们,你们没看到今天的胜利,但是中朝两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再一次证明,正义是不可战胜的!
停战以后,我们积极组织部队加强战备,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停战协定向我发起新的进攻。
在慰问团到第一军慰问期间,我陪同慰问团西北分团团长赵秀山(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及各界人士来到第七师防守的老秃山。
老秃山原来并不秃。在1953年夏季攻势敌我反复争夺中,敌人的飞机大炮向老秃山投下了成百上千吨的钢铁,炸得老秃山土翻1米,草虫皆无,成了名副其实的秃山。
在老秃山上,我随意划了1平方米的地块,慰问团的团员们竟拾起了360多块弹片。
看着这360多块弹片,慰问团的同志们眼睛都湿润了,话语都哽咽了。他们说:“来到朝鲜前线,来到志愿军战士们曾经浴血奋战的阵地上,才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最可爱的人’的深刻含义,才更加体会到战争的残酷。”
1954年春节过后,我得知上级要调我回国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我想利用回国前最近一段时间到志愿军中部战线去走走。我想到三兵团、二十兵团去看望在朝鲜战场共同浴血奋战的老战友,也想去看望接防上甘岭的十六军这支自己生活、战斗过的冀鲁豫的老部队。
2月中旬,经请示志愿军总部同意,我顾不得天寒地冻,带上机关人员分乘两辆吉普车上路了。我首先来到三兵团,看望了第十六军军长尹先炳、政委陈润开以及副军长杨俊生、政治部主任范阳春等,在他们的陪同下,参观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主要战场——五圣山南麓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
接着,我来到第二十兵团,登上了金城反击战的重要战场——轿岩山,然后参观了侦察排长杨育才率1个班奇袭伪首都师白虎团(该师第一团,因团徽为白虎虎头而得名)的二青洞。
登轿岩山时,陪同人员说乘车太危险,我只好徒步攀登。站在山顶,金城可皆收眼底。
从轿岩山上下来,我乘车前往二十兵团。途中,意外发生了:从后面开来的一辆大卡车将我乘坐的吉普车撞到路旁的护道沟里,我的头部将挡风玻璃撞碎,鲜血直流。
这辆卡车上的人不但不停车救人,反而开车逃跑,我警卫车的田参谋,追了两公里才追上。开车的是六十七军的一名排长。
我气愤极了:“你会不会开车,为什么撞了车还逃跑?”气得我要毙了这种不讲道德、不顾他人死活的人。
在抗美援朝期间,回北京参加会议时与肖华(左一)、邓华(左二)、王秉璋(右一)合影
1954年3月,我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同志愿军副司令员、参谋长王蕴瑞,第十九兵团副政委陈先瑞,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副政委杜义德等同志一起,由平壤乘专列回国。
列车由平壤经元山沿东海岸向北奔驰。左侧是连绵的群山,右侧是湛蓝的大海,大片的海蜇在海面上漂浮,一群朝鲜姑娘在海边嬉戏赶海……
我永远忘不了这块美丽的土地。在我的戎马生涯中,有近三年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浸透着无数战友的热血,这里留下了我与战友们并肩战斗的足迹,而更多的是记载了正义与强权的较量,见证了正义的力量。
1953年7月27日至8月4日,第六十四军根据志愿军司令部“限期渡江”的指示,先后经新义州、满埔口岸返回祖国,并奉命将一部分武器装备移交给第一军和第二十四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荣获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国旗勋章各1枚。
朝鲜战争是一场立体战争,在空中、地面、海上、前方、后方一起进行,交叉进行,战场范围广,情况变化快,人力物力消耗大,是过去战争中没有的。
现在西方国家都实行大后勤战略,战争不仅在前方打,还在后方打。当时,美国对我后方实施全面控制轰炸,就是在我们后方打的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的规模,不仅决定了我们在前方进行战争的规模,还决定了前方战争的成败。我们只有打赢了这场后方的战争,才能更好地保证我们前方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后勤保障体系的健全程度决定了战争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胜利。
由于我军缺乏现代战争的经验,在朝鲜战争前期未能配备和部署充分的后勤力量,建立完善的后勤体制,志愿军后勤部门不仅没有自己的工程部队和通信系统,而且基本上没有自己的防空武器,结果在敌人强大的航空兵火力攻击下,不仅无法反击,连隐蔽行动都十分困难,一时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作战,后勤供应与国内解放战争时期大不相同。志愿军所需装备基本不能取之于敌。过去那种蒋介石充当我军的运输大队长的情况已不存在了。
在战争中缴获的物资虽多,却因美军采取破坏战场的方法,大部分缴获到的装备很快被敌机炸毁,所剩的与我军装备的型号也大多不一致,难以使用。志愿军所需给养也几乎不能取之于当地。朝鲜人民虽然热情支援,可是因战争的摧残,战区人民群众自身的衣食尚且不足。因此,基本都要靠国内供应。
我第六十四军在五次战役中,部队进行穿插迂回,补给线较长,交通要道又多被敌炮、敌机封锁。后勤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克服困难,及时将粮、弹运往前方,保证我军伤员及时后转,将伤亡人员的武器和缴获敌人的装备物资运下火线。
我军虽然在参战前总结了兄弟部队在一至四次战役中有关后勤方面的经验,但在战争中也碰到了很多比预想中艰难得多的困难,一度影响了战争的进程,于是我们边吸取经验教训边总结提高,在总结提高的同时还集思广益,想出了很多新策略,创造了很多新方法,逐步满足了前线的需要。
军后勤部的25台汽车编为两个运输连;各师马车30~36辆,各团马车8~10辆、驮骡30~40匹,分别编为一个运输连;各级炮兵徒手分队组成徒手运输队。
但由于战役第一阶段对后勤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后勤运输出现了被动忙乱状态,尤其是部队突破临津江后,师团后勤部大部分掉队,部分后勤干部虽然过江,因未掌握运输能力,没有起到作用。后来军虽然有汽车抢运,但因师团运输分队未赶上部队,未能满足作战的需要。
战役第二阶段中,接受了教训,所有汽车、大车全部参加了运输。二梯队的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也都参加了战勤工作。在运输部队中提出了“爱伤员、爱车辆、爱物资”的口号,严格执行了“单车包运”“回运”制。
加强了兵站组织和装卸力量,各级后勤保持了顺畅的通信联络,因而在战斗中,汽车、大车、驮骡均能满载物资随部队前进。汽车出车率达90%,除前运粮弹外,还回运伤员270名,基本上保证了部队的作战需要。
行军中由于缺乏防空经验,军后勤部在南川店,一次就被敌机打毁8车弹药。第一九〇师在物开里附近一次被打毁26台大车。
五次战役前虽又补充了弹药,但因部队执行穿插任务,运力不足,弹药无法带走,未能满足战役第一阶段的需要。第二阶段总结了弹药供应的经验教训,基本上保证了弹药供应。
为了保证战役中的粮食供应,战役第一阶段本身携带了七天炒面和两天生粮,各级后勤均未带粮。部队因徒涉临津江和连续战斗,所带粮食损失严重,加之运输困难未能及时补充,致使部队五天没粮,只好向当地老乡借粮,解决燃眉之急。
第二阶段较好地组织使用了运输力,各级后勤携带大量粮食,全军共前运粮食90万公斤、罐头4.5万公斤,保证了部队给养。
五六八团、五六七团战救单位在战役中始终未能马上展开工作;军医院(新编)在临津江以南没有预定位置,过江后未能及时展开工作,第一九一师手术站在高浪浦里、紫下里、高七洞三处各留部分人员,部队向汉城前进时,已无人达成目标;因敌机狂轰滥炸,白天不便工作,夜间控制灯火,工作效率不高。
第二阶段作战前,军后勤部长王子修、政委郄晋贤及时召开了后勤有关部门和卫生处长、手术队长会议,对工作进行了检查和研究,接受了教训,因而在第二阶段中伤员处理比较及时,全部包了伤,师包扎所还换了绑带,手术率由10%提高到21%,还保证了伤员的细粮供应。
在空中有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地上有敌人的坦克大炮咆哮的情况下,我军战士手中不仅没有像样的武器,连子弹和最低限度的粮食都供应不上。
让有些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指战员们在进攻时还能像一股狂风一样席卷敌人,守时能像一堵铜墙一样挡住敌人。为什么?
有很多国外军事研究家在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或许问题本身就无法解释清楚。但世人都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座钢铁长城,不容欺凌!
朝鲜战争中,经过五次战役和持久防御作战,美军连续遭受失败。美国侵略者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向中朝人民发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给中朝军队和朝鲜人民造成了严重危害。
1952年年初,我们接到志司通报,敌机在伊川东南的金谷里、外远地、龙绍洞、龙水洞一带投下了朝鲜居民从未见过的三类小虫,一类是状如黑蝇,二类是像跳蚤,三类是像壁虱又像小蜘蛛。要求各部队严密注意,组织化验,并迅速扑灭。
2月间,在我第六十四军防御地幅内市边里附近村庄,发现敌机空投的一批苍蝇、跳蚤等昆虫,还有粘在纸包、纸片、画片上的乳状黏液。经卫生人员化验,苍蝇、跳蚤、蜘蛛及乳状黏液上,带有霍乱及其他病菌。
这个期间,我军一线部队还发现敌机投下或火炮抛射的带菌老鼠、跳蚤、蚊子、苍蝇等动物和带菌的棉花、鸡毛、树皮、树叶等物体。我们迅速向兵团做了报告,上级指示,这是一个严重的情况,很可以让我们重视。
以后,志司又通报,在铁原、平康、朔宁等地都发现了敌机投撒下的跳蚤、苍蝇、蟋蟀、蜘蛛、蚊虫、白蛉等小虫。
经化验查明,这些小虫带有鼠疫、霍乱、伤寒、痢疾、脑膜炎等类病菌十多种,要求部队一要预防,二要迅速灭虫,同时要做好思想工作,绝对不可以慌乱,特别是前沿一线部队,决不能影响战斗行动。这一时间我们还多次看到上级有关细菌战的通报。
之后,我们又知道,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同时,还在我东北地区的抚顺、新民、丹东以及沿海城市青岛等地区都投下了细菌弹。
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了声明,严正指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
朝鲜政府也发表了抗议声明,痛斥美国侵略者使用细菌武器,残害中朝人民的罪行。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也发表相关声明、宣言,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根据志愿军司令部和十九兵团的指示,我军各师把防疫工作当成部队和朝鲜居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不管有没有病员发生都一定要进行防疫注射,不准有任何犹豫和动摇。当时,国内加紧研制和生产了大量的疫苗和消毒杀虫剂,迅速地运到前线,以满足部队的需要。
大约在1952年2月间,团以上单位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和防疫办公室,营连成立防疫小组,主要是指导部队反细菌战斗争。
我第六十四军防疫办公室,由军司令部军务处、政治部群工部、后勤部卫生处抽调8人,配上朝语翻译4人,共12人组成。防疫办公室负责指导机关和部队防疫注射,疫苗均由国内生产供给;负责指导部队和附近居民对感染地区消除后患;收集敌机投掷和火炮抛射的带菌物实物标本、照片并及时上报。
截至1952年上半年,在我第六十四军驻地防御地幅内共发现带细菌昆虫及其他可疑物品共106次(空投94次,火炮抛射12次)。计苍蝇41起,蚊虫13起,死老鼠8起,鸡毛6起,蜓蚊3起,蜘蛛15起,树叶9起,不明昆虫8起;其他如传单、蛇、布、跳蚤、食物、日用品等136起。敌人投掷细菌沾染地区约13.42平方公里。1月至5月共发生细菌性传染病共1951人,死亡16人。
对付敌人细菌战,我们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物质准备。在部队中产生了一些糊涂思想与偏差认识。
有的盲目畏惧,认为细菌我们没办法抵抗,只有坐以待毙;有的满不在乎,认为细菌战没什么了不起,拿枪的敌人能打败,细菌还能怎样?也有的人有侥幸心理,认为细菌虽然厉害,不一定轮到自己头上。
针对上述模糊思想,各级司令部发出了通报,政治机关发出了指示和动员讲话材料,军政治部《前卫报》大力配合,对部队进行反复动员教育,指战员进一步认识了敌人的本质,加深了对美帝的仇恨,由恐惧转为无畏。
五七四团高机连战士万尚义在阵地上看到敌机飞来,愤怒地说:“你来放细菌,我不让你回。”随即向敌机猛烈射击,结果打掉敌机一架。
通过动员教育,大大增强了反细菌战的信心。全军指战员100%的打了防疫针,加强了卫生工作,有力保证了部队的健康。
各级防疫委员会和防疫办公室(营连防疫小组)规定了严格的防疫制度,划分了区域,分工负责,及时搜山,督促检查。
在动员教育基础上,干部精心计划,科学组织劳动力,全体人员情绪高昂,依规定完成了防疫修建任务。全军统计,共修建水井571个、厨房636个、洗澡堂207个、灭虱室62个、厕所2000个、伤病员待避室及一般病室667间。有的一线阵地部队,采用了缩小坑道洞口,制造木炭草帘,用雨衣、棉被堵洞口,洞口设水缸、柴草、石灰水、肥皂水,制造防毒口罩等,这些防疫工作的开展对部队健康起了一定作用。
发挥群众智慧,开展群众性的防疫活动。以积极的战斗姿态,消灭传播细菌的媒介——鼠、蝇、蚊、虱、蚤等。干部战士抓紧一切空隙捕鼠灭蝇。
全军统计3月中旬到4月底,共捕鼠5.93万只、蛇840条,消灭大量苍蝇、蚊子及其他昆虫。五七〇团七连六班荣获了防疫三等功班。该团四连陈中才一个人一个月内即捕鼠164只。第一九〇师全师普遍检查了灭虱情况,开展了“捕鼠灭蝇运动,粉碎敌人细菌战”的活动,均收到了良好效果。
反细菌战不单是军内工作,还加强了与驻地群众的密切联系,并取得了当地群众全力支持。有的召开了联络员座谈会,第一九〇师在原驻地(长丰郡)建立了军民共同遵守的防疫制度,并且帮助群众制订了防疫计划,由文化教员和联络员组成了防疫小组,专为驻地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各师部队都同地方群众一同用汽油焚烧和用土掩埋沾染地段以消除后患。
第一九一师政治部还帮助驻地打扫环境卫生,新挖水井和厕所,在800米外统一焚烧带菌垃圾。各部队都普遍为当地群众注射疫苗,驻地群众注射五联疫苗比例达55%以上,防鼠疫苗在14个村庄注射总人数18578人,占85%。在我军帮助下,基本上消灭了细菌的蔓延与疫病的传播,提高了当地群众的生产情绪,也保障了部队的健康,扩大了我军政治影响。
美国侵略军在朝鲜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是由日本帝国主义二战期间进行细菌战使用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这种灭绝人性的罪行,已经引起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强烈义愤。
1952年以后一段时间,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一道,一面作战,一面谈判,一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原731部队的首脑在45年逃回东京后,与美军签订合作协议而被保护,罪行不予起诉,并提供了许多在华细菌战的资料和实验方法,就有了美军52年的在朝细菌战的发生。必须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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